中国男多女少结婚成本上升 影响社会储蓄
甲女丁男
相亲成本过高的结果是一场关乎宏观经济的长波效应，魏尚进说，中国男比女多引起结婚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储蓄率，这是整个经济消费率长期偏低的重要原因。
本报记者 肖明 实习记者 刘莹 北京报道
8月26日，农历七月初七，一年一度七夕节(又称乞巧节)，这是“牛郎”“织女”相会之日，即中国传统情人节。
这天下午，三三两两的老人开始前往北京地坛公园，参加一个为子女相亲的大会。再过2天，一家婚介机构也将在此，组织上万名单身男女举行的相亲大会。
来自媒体的披露说，目前北京仅单身大龄女青年(戏称剩女)，就有50多万。
相亲场面的热闹，在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不过是一个“交易费用”过高的例子。但在旅美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看来，这是不能忽略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比如男方为结婚买房，给彩礼，办结婚等全部的费用支出，往往需要男方几代人的付出才可以办到，而这显然导致男方父母生存压力加大，不得不一辈子为子女结婚储蓄。
相亲成本过高的结果是一场关乎宏观经济的长波效应，魏尚进说，中国男比女多引起结婚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储蓄率，这是整个经济消费率长期偏低的重要原因。
魏尚进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研究员张晓波，使用严格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发现了上述结果，6月下旬，这一结果在美国经济局网站上发表，随后引发争议。
剩女剩男：不是交易胜似交易
每个周末，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厅筒子河南岸，200米左右的河岸，就会出现一个热闹的相亲场面。
约500多个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手拿a4纸，或举牌于胸前。纸上或牌前，仔细描述着年龄、身高、体重、特长、户籍所在地、工作行业、房产等信息。
类似大型相亲地点远不止中山公园一个，目前北京几乎每天都有父母为子女相亲的市场，比如周二、六下午在海淀公园，周三下午在地坛公园，周四、日下午在陶然亭公园，周六下午在玉渊潭公园。此外，在天津、上海、广州、沈阳这样的大城市也有类似现象。
来自湖北的孙女士是趁假期来北京看望女儿的，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她来公园相亲会七次了。她无比感叹：自己女儿的工作很好，人又漂亮，就是有些骄傲，就是看不上一般的人，直到她过三十岁的生日的时候，才恍然醒悟，原来一拖就拖到快三十了。
她说自己女儿知道她来这里，但是没有什么感觉，上次叫她来过一次，她就这样，孙女士把头仰得高高的，目不斜视地走了几步，“她就这样转了一圈就回去了。”
另一位女士告诉记者，一次户籍制度的微调，也让北京女孩的选择微妙起来。
北京是2002年开始取消子女户口随母亲的限制，这一年有4500多名外地户口的子女户口随父迁到北京。一位50多岁的女士告诉记者，如果没有子女户口随父亲的政策(即必须父亲是北京户口，子女才可上北京户口)，北京的女孩不至于难以出嫁到这个地步。
天津社会科学院婚姻专家汪洁把这种找不到配偶的单身男女叫“甲女丁男”，即目前最优秀的女性(剩女，一般在城市)，和条件稍微差的男性(剩男，一般在农村)。
她告诉记者，本来目前适龄婚姻的男性就比女的多上千万，但是女的要求高，男的娶得难度更大，这使得婚姻需要依赖一个有形市场进行发现。
结婚成本：
生子建设银行、生女招商银行
人口与婚姻专家所看到的女性不嫁的背后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对于这种情况，在北京父母对子女的相亲会上，流传的一个说法是，生个男的，如同建设银行，生个女的等于招商银行。因为男方要储备钱财准备结婚，女方则可以收取彩礼，可以招财引资。
“再过几年，女孩子就很少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女孩子在大城市就不好嫁人。”一位中年女性对记者说起自己未嫁的大龄女儿时说。
一位女士也说起了自己的女儿，“她就是太纯真了，没那个意识，平时没事就喜欢在家里看书学习。”她很无奈的摇着头，“我总结她就是太纯真了，喜欢学习，没那个想法，平时也不出去社交。”
相异剩女的惜嫁，男性婚姻则受困越来越高的结婚成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张翼研究员告诉记者，造成中国成年人未婚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男性未婚比例不断提高的原因，是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过高导致的。
这方面由于男性比女性多出的数量越来越多，导致男性结婚的成本越来越高，未婚的比例也就越来越大。
比如女的在大城市要求男方有房有车有学历，各种条件要比女的高，这是很难做到的。男方只能找低龄的一半条件的女性。同样在农村，由于索要彩礼以及盖房等压力，将导致其男性结婚的成本提高。
“我见过一个打工的农民工，女方要6万元彩礼，这需要这名男性农民工整整工作6年的时间才能攒够这笔钱，这还不算盖房子的费用。”他说。
这种男性结婚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在城乡均普遍存在，而且1年是一个数字。比如目前在农村除了高昂的彩礼外，盖一个2层楼的成本也非常高。在城市则需要买上一个房子，这远非成年适婚男性所能。
中国国际婚博会结婚产业调查统计中心主任廖俊国告诉记者，2006年经过调查的北京结婚平均费用为15万，近几年这个数字涨到约17万左右。上海则更高，约在20万左右。
这仅仅包括请客、拍婚纱等。如果算上买房，则都是比较高的数字，比如北京买个房子没有百万不敢想象，结婚没有父母资助，很难想象。“孩子结婚的事情，可能是父母省吃俭用一生准备的，为的就是这几天。”他说。
根据国际婚博会的调查，目前北京、上海等地子女结婚约有80%得到了父母的支持，这包括财力支持。2007年北京统计部门的调查发现，居民人均结婚消费27万多元，其中婚纱、婚宴等直接消费5.4万元，买车购房等间接消费近22万元。
2007年北京九成新人靠父母帮助，父母对其子女结婚费用支持度在30%至80%的占48.9%，支持程度在80%以上的占40.1%。
甲女丁男经济学：
中国高储蓄率的症结?
甲女丁男提出的一个新疑问是，目前包括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以及到边远小山村，越来越多的男性难以结婚，女性惜嫁，这导致更多的消费市场没有形成。
来自生活中的这一问题，一经轻轻提出，即碰到这样的严肃问题：可能涉及到整个中国经济的消费偏好和储蓄率走向。
2009年6月下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和世界粮食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波，在美国国家经济局的网站上公布了一份名为《竞争性储蓄动机：来自中国性别比的解释》的论文。
文章指出，中国失衡的性别比，导致有一子的家庭推迟消费，增加储蓄，这可以解释1990年到2007年中国家庭储蓄率快速提升的一半因素。
中国目前的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美国，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印度。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说法，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1992年的36.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51.3%，上升1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2年以来我们的国民储蓄上升比较快，从2000年的37.6%，上升到2008年的51.3%。
尽管在整个国民储蓄中，居民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比较稳定，约为20%左右，企业储蓄上升较快。但是就城乡家庭自身的储蓄率而言，确实上升很快。
马建堂在7月4日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解释是，对未来个人生活的态度持谨慎态度。比如养老大病等等，加上收入差距加大，国家对社会保障投入占GDP的比重不及一些发达国家，所以居民不得不以储蓄来防老等。
但这一解释，在以下事实中，是一个悖论：目前国家对于城乡社会保障的投入每年都增加很快，但是家庭储蓄率仍在提高。世界粮食研究所张晓波告诉记者，这说明另有原因。
他和魏尚进的发现是，上个世纪80年代性别比上升的趋势，和20年后家庭储蓄率上升的时间和态势非常吻合。“原因是20年后，原先出生男女进入到了结婚阶段，但是男性比女性的比例超出正常值，所以家庭只能多储蓄来应对娶女方成本上升的压力。”
张晓波还使用了各地娶妻成本，以及各个省市性别比与储蓄率的关系，还有与存款数量增加、住房面积、住房价格的关系，都发现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越是性别比高的地方，住房价格高，而且住房面积大。
特别是大城市，在男的为储蓄买房结婚的过程中，增加了对商品房的刚性需求，引起房价上升过快(2005年房价开始大幅攀升，正好是1985年性别比开始变高的出生年份子女进入结婚阶段的日期)。这使得男方家庭的其他消费得到了抑制。
张晓波在中国调研时，无一例外问的问题是挣钱干什么，基本上一致的回答是储蓄娶老婆用。他遇到一个在浙江打工的农民工告诉他，在河南娶老婆必须要盖2层楼房，因为别人都是这么盖的，如果自己没有，那么无法娶老婆。
“他们打工的钱不是要交彩礼就是回家要盖楼结婚用，尽管每年回家也就住几天，但是还是要花上十万来盖。”他说。
在城市里面，张晓波遇到的很多博士，仍在为一套房子奋斗。这给他进一步的思索，中国的人口性别比，导致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因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的消费率。
张注意到达尔文的理论中谈到一些雄性动物为了得到配偶而显得高大强壮，但是在人类中，储蓄的多少，房子的大小，似乎成为是否能娶得老婆的优势所在。为此张建议，要解决中国消费率低下，储蓄率高的问题，需要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给以生两胎的政策。
但是也有质疑的声音。中国国际婚博会结婚产业调查统计中心主任廖俊国告诉记者，剩男剩女的问题一直存在，每年的结婚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几代人努力储蓄把过去的消费抑制了，但是延续到后来一把释放，似乎未见短期消费降低的情况。
中国人口研究所张翼认为，性别比影响家庭储蓄，进而影响消费率提升是肯定的，至于到了何种程度，仍需要研究。
（实习编辑：司徒穗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