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推动社会思想解放的上世纪80年代

这一规模化的组合式报道，又一次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10月，关广梅作为辽宁省的党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三大。

报：国企改革

在国有企业改制上，1987年8月6日《人民日报》头条通讯《鲁布革冲击》影响全国。该通讯报道云南与贵州交界的鲁布革水电站的建设，中国工人在日本大成公司的合同制管理体制下，“创造出了惊人的效率”，单头开挖月平均进尺“相当于我国同类工程的二到三倍”。文章头尾呼应，动情地呼唤：

云贵边界，深山峡谷，372米落差。据说，早年水力勘测人员惊喜地发现此地，问及地名，当地布依族人回答：“鲁布革！”本意为“不知道”，勘测人员误作地名，标入地图。如今，这个“不知道”，不仅全国闻名，而且为世界所知。1981年6月国家批准建设装机60万千瓦的鲁布革水电站，并列为国家重点工程。1984年4月，鲁布革工程作为水电部对外开放的窗口，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措施。此后，出现了魔术般的施工效率。鲁布革是靠“开放”冲撞出来的。

……

啊！可爱的中国人，非改不可的旧体制！生活中的主人，从来都是责权利的统一者，实战在呼唤：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体制！

正是这篇新闻通讯，造成全国性的“鲁布革冲击波”，它“对中国的水电建设以至整个建筑业的影响和震撼是空前的。它对我国传统的投融资体制、施工管理模式、企业组织结构都提出了挑战。而对于我国项目管理发展而言，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项目管理的元年。”④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映证式报道的顶峰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媒通过运用典型事件引导，以映证式的传统报道方式，仰仗公众对传媒的公信力，打开了思想层面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种报道方式的特点是：把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作为大背景，让实践检验真理，通过讲述具体事件阐发宏大理念，以俯视的视角和正义的气势，力排众议，推进改革的进程。批判的语气、激昂的字眼、短促的排比句、隐喻和转喻等等，是常见修辞手法。

传媒所以能够仍然运用这种报道方式实行引导，在于中国的主要传媒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迅速转变立场，顺应了人民的意愿，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同样的报道方式，在“文革”后期采用中却遭到普遍抵制，最典型的便是1976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头条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在周总理追悼会前一天，这条消息却强调：“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而1980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文章《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却被农民挂在扁担上，作为“合法”的依据，挑着货物去赶集，因为报道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长途贩运是商贩运用自己的工具、通过自己的劳动，把商品从产地运到销售地，从而获得一部分收入，这不是“投机倒把”。

这种映证式的报道，其运用的峰顶恐怕就是《人民日报》1987年10月6日头版的通讯《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了。它以气势磅礴位势，采用大跨度时空、多种样式兼容的笔法，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历程，其开头和结尾至今读起来令人激情澎湃：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方去？

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将怎样评说今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进军？

……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多少次曲折之后，终于找到了民族振兴之路——改革！

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激昂旋律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的民族历来有在紧急关头奋起的非凡凝聚力。

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一种报道方式走到了顶峰，同时就意味着要走下坡路了。当“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用语，1992年党的十四大转变为“市场经济”这个更为科学的概念）真正来到以后，映证式报道的俯视角度，已经不再适应新的传媒与受众的关系，与受众平视的报道方式逐渐替代了原来的方式。

记者的主体意识引发深度报道并迅速普及

长期以来，新中国的传媒人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己任，做党的驯服工具曾经是共产党员修养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新环境越来越要求传媒人具有自身的主体意识，主动地、创造性地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蹚路。从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测》（《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徐迟）、《宗教理性实践——访问三个时代关于真理问题的三个法庭》（《光明日报》1978年9月10日）、《划破夜幕的陨星》（《光明日报》1980年7月21－22日连载，王晨、张天来），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唐山大地震》（钱钢）、《中国铁路协奏曲》（雷铎）、《洪荒启示录》、《爱河横流》（麦天枢）、《伐木者，醒来》（徐刚）、《走出现代迷信》等等。不论是集合式、全景式，还是社会问题式的选题，都越来越显现出作者（相当多的作者来自新闻界）的自主意识，他们观照各种问题，点明主题并提示社会警醒。作品中的主人公从人们过去熟悉的完美的“社会精英”和“时代的风云人物”，转到了不是“先进”的人们，关注着改革开放时代日益凸现的各种现实社会问题，内容宽广，意蕴深厚，具有一种宏大的气势，适应了人们要求全景式地透视、扫描、把握事态的愿望。

然而，真正影响新闻界报道方式变革的，不是这些在不同读者群中产生影响的现实主义的半新闻、半文学作品，而是《中国青年报》1987年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篇通讯《红色的警告》（6月24日头条）、《黑色的咏叹》（6月27日二版）、《绿色的悲哀》（7月4日二版）。雷收麦、叶研、李伟中、贾永四位记者，在大兴安岭火场摸爬滚打十几天，采访到了太多的生活中的素材，眼前一幕幕非常现实的问题，给了他们一次机遇，来深刻思考发生火灾的原因。通过解剖麻雀，他们写出了这三篇通讯，主题分别是火与社会、火与人、火与自然。他们的作品无意中成就了中国随后被称为“深度报道”的一种新闻报道体裁（类型），影响至今。下面是《红色》开头的部分：一把火，一把令五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的火；一把烧过100万公顷土地，焚毁85万立方米存材的火；一把令5万余军民围剿25个昼夜的火，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而又怎样燃烧起来的？

“这是天火。”——灾区一位老大娘说。

“这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北纬53度线左右有一道燃烧线。”——一位干部说。

“风再大也刮不出火来。”——大兴安岭林管局长说。

“五个火源都是林业职工违反制度和操作规程造成的。”——迄今一系列的报道这样告诉人们。

是的，现实给人类的答复往往不只一个。今天，大火熄灭了，然而，灾难留给人类的教训却是永恒的。

这篇报道分为四个部分：关于火种的故事（讲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多年矛盾）、烧不散的会议（讲基层领导机构办事效率和应变能力的低下）、在大火的映衬下（讲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的自我保全和领导无能）、不是结束语（明确的结论）。这四个部分共讲了九个故事或矛盾现象，涉及到数十个历史与现实的具体情节。其中下面的细节更为典型：

大火从三面包围了拥有全国最大贮木场的盘古林业公司，形势异常严峻。21点30分，被誉为“红孩儿敢死队”的大兴安岭森警空运一大队及时赶到，乡亲们欣喜：这下，盘古有救了。谁知，一下车，教导员张国华就被叫去参加会议。23点45分，几位县里的领导仍围绕“从哪里打、怎么打、打不灭怎么办”在争论。屋外，狂风大作，火光已经烧红了夜空，手持风力灭火机的上百名森警队员望着即将进镇的大火急得直跺脚。屋内张教导员被这种没完没了的会议激怒了：“你们研究，我们打火去了！”他率兵冲向迎面烧来的大火，此刻，大火离弹药库只有几十米远了……

显然，四位作者在这几篇通讯中讨论的已经不是火场发生的事实的细节，而是一种对事情发生原因的宏观思考。他们采用立体化的手法，全方位、多层次地解剖新闻事实，突破了因袭多年的两极化、平面化、简单化的新闻报道思维习惯。不仅关注改革的现实，而且涉及思想观念、文化冲突等深层次的内容。它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新闻报道方式的第二次调整，即在宣传式报道向事实性报道转变之后，追寻对事实的深度阐释。

新闻报道方式的结构改革，开始于1992年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

我国新闻报道方式开始“更替”原有的模式，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主要表现为异质同构的改革，政治话语仍然为中心。

1992年以后，“市场”标准对新闻报道方式的渗透越来越大。就中国新闻报道方式的改革而言，“市场”标准的渗透是一种促进力量，它使得传媒正视受众，逐步发展出专业空间，真正开始了新闻报道回归新闻本位的过程。

然而，利益是“市场”价值衡量的唯一标准，现在已经在一些报道领域中显现资本对新闻报道方式的侵蚀。没有完美的境界，我们永远面临新的挑战。

注释

①徐庆全：《私人经济是怎么获得准生证的》，《北京日报》，2007年4月30日

②同上

③于宁：《表达亿万人民的心声》，《1984年全国好新闻七篇特等奖作品》第4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版

④中国项目管理之家：《“鲁布革冲击波”始末》，2007年7月1日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